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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城市的“疫”外之考

来源:中经e商圈 发布时间:2020-02-25 浏览次数:101

今年2月初,于丽(化名)从外地回到北京,在高铁上听到广播反复通知返京人员需要在“北京通App”或微信、支付宝搜索“京心相助”小程序,自主填报个人身份以及所在社区信息。

   

除了“数字表格”填报个人数据之外,大数据、人工智能、红外测温仪等多项技术均在此次防疫行动中得以体现,《中国经营报》记者了解到,一些人脸识别安防类的企业已经推出带有红外线测温仪的人脸识别闸机。红外线测温仪能够对发热患者进行初步筛查,同时人脸识别的摄像头能够确定身份。

张千(化名)是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研究所某研究院的内部人士,疫情蔓延以来也一直参与到当地政府通过大数据等技术分析传染源以及预测感染路径的工作中,不过他告诉本报记者,因为底层数据的一些“空缺”,大数据技术只是目前的一个辅助手段。

现在针对疫情所应用的技术和管理实际上都属于“应急管理”的范畴。张千告诉记者,在应急管理方面,无论是国内的人才输送还是制度规范上,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数字技术协助寻找患者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各地卫健委将确诊病人的部分信息进行了公示。根据各地卫健委的官方网站,北京市公开了病人的性别、年龄、发病时间和初次就诊时间。山东省则比较细致,公开了确诊病人的性别、年龄、居住地(详细到市区)、行程、发病时间、症状、就诊过程。济南市还公布了确诊病人的活动场所信息。

   

信息的公开让公众能够及时发现自己是否是确诊病人的“密切接触者”,而这些信息从何而来?

“手机信令(手机用户与发射基站或者微站之间的通信数据,可确定地理位置)、票务信息、高速监控都可以通过身份证关联。”一名来自深圳的智慧城市行业从业者说道。

大数据能够辅助工作人员追溯传染源。“你可以从他的轨迹,比如说他的手机,他的一些移动应用,甚至在社区的摄像头,人脸识别这里面都可以确定一些人群的轨迹,这些人的轨迹,再根据他在前面14天的接触情况,你就可以去分析,比如说他接触过哪些人,当中有没有传播者。如果只靠人工就要花非常大的力气了。”张千说道。

张千还告诉记者,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有一些感染者的传播路径目前只靠推测,还没有完全确定是怎么去传播的。“比如一个人去菜市场买菜,但是菜市场那边也没有人感染,或者说他接触过的人没有感染,但是他却感染了,这种情况的话,你就必须分析,比如说他周边的一些环境,或者说在到过的这个地方,在这之前有哪些人曾经到过这个地方?病毒能够在这些环境下存活多长时间?这些数据都有待进一步明确细化。”张千说道。

为筛选出潜在患者,比较重要的硬件措施便是红外线测温仪。黄宇文(化名)所在公司也在生产红外线测温仪等产品,他对记者表示,这种体温检测只是完成初审,因为精度会有误差,如果发现体温异常的人员,需要拿手持的测温仪对他进行复核。

“现在是2月中旬,但马上到3月份,如果商场或者其他企业大面积复工的话,我们面临的场景会更复杂,那么需要这种设备辅助手段就更多一些。”黄宇文说道。

记者注意到,一些原先销售人脸识别相关产品的公司也开始推广兼备人脸识别闸机和红外线测温仪的设备。

数据孤岛问题待改善

  “现在遇到问题,社区往往依靠人工排查,所以整体的信息化程度还有待提升。”黄宇文说道。

   

政府一直在不断推动数字化转型,“智慧城市”“智慧交通”等也都并不是新鲜的概念。在来自知名金融科技企业的智慧交通方面的业务人员叶明看来,“这一次疫情反映出,许多城市的精细化管理此前没有覆盖到的方面。”

在“智慧城市”的设想中,“城市大脑”成为城市治理的超级计算机,是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技术,通过利用实时全量的城市数据资源,全局优化城市公共资源,实现对城市更为精细化的管理。

应急管理也是城市管理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我国的应急管理部在2018年3月成立,张千对记者表示,我国的应急管理仍然是一个欠缺人才且制度需要完善的领域。

应急管理涉及各个部门之间的联动与协同,数据信息的共享与合作也显得更为关键。在记者采访的多名智慧城市、大数据行业人士看来,数据孤岛仍然是现在面临的一个关键问题。

据欧盟官方网站显示, 2月19日,欧盟委员会提出有关数字化变革的新的策略,今后将出台一系列战略政策及法律法规。现如今已出台欧洲数据战略和确保以人为本的人工智能开发战略。

在欧盟的数据战略中明确提出,目标是建立一个“真正的数据单一市场”。 


“其中包括机密和敏感数据在内的个人和非个人数据,企业和公共部门可以轻松访问大量高质量数据,以创建一个真正的数据市场。在这个空间中,所有数据驱动的产品和服务都将充分遵守欧盟的规则和价值观。这将确保欧洲在全球化世界中的技术主权,并释放AI等新技术的巨大潜力。”欧盟官方网站的新闻文章中如此写道。

靠技术还是靠人?

在通过“京心相助”小程序填写个人信息之后,于丽接连几天时间里每天都接到了来自社区居委会的电话,居委会工作人员询问其健康状况并叮嘱其不要出门,并在第五天登门拜访,发给了于丽“爱心服务联系卡”,如果有代购或其他需求可以通过卡上的联系电话联系居委会。

   

叶明(化名)认为,只要填写了电子表格或者相关打卡系统,就不需要再让基层人员冒着风险去挨家挨户敲门。

他所在的企业也参与了防疫工作,提供类似填写个人信息的程序软件,但在实际推广的时候,他发现一些政府官员仍然更倾向于采用人力的方式,较少采用他建议的数字化方案。

人员力量在此次防疫中体现尤为突出,截至2月20日,全国3万多名医务人员支援湖北武汉,有7500名工人10天10夜建设火神山医院,更有数不清的基层人员在持续进行排查工作。

和叶明想法不同,于丽表示,社区管理人员的登门拜访,实际上也让她心里产生了一些内疚,现在她决定还是要严格按照要求进行隔离,不能辜负社区管理人员的辛苦工作。

“不管是人力统计,还是打卡系统,实际上温度上报还是诚信度的问题,打卡系统只是方便社区做管理,比如说人员统计,区域人员的健康状态统计,是否有风险状态产生。但是它的数据来源还是不准的,因为它是人工填报的。”黄宇文对记者说道。

“大数据技术不是万能的,一方面,把各种数据聚集在一起,统计计算对计算能力、数据质量、数据处理技术都有比较高的要求;另一方面,即使通过大数据能够得到正确的结论,如何把这些决策贯彻到整个社会组织的运作中呢?人员的组织建设没到位就不会产生效果。”一名大数据相关从业者对记者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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